塞拉芬·罗斯神父生平与著作第十八章

需要的惟有一件。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分，是不能从她夺去的。
　　　　　　　　　　　　　　　　　　　　　　　　　　　　　　——路加福音10:42

　　除了将他的思想片断记录下来、写一些短文之外，尤金还希望编写一整本书，将他认为重要的东西系统地写下来。1959年，他构思了1957年他上艾伦· 华滋的课时所写的论文《伪宗教与当今时代》经过增订的完全修订版。他打算全面分析现代社会的背信，及其为了满足人与生俱来的宗教需求所提供的替代品。“人只靠信仰而生活，”尤金在他为这本书所作的笔记中这样写道，“……人及其人性之发展取决于他的信仰品质及信仰对象。现代的人所信仰的是机械、物质福利、以及那此对人的感官极为明显的实体。这种信仰实在可怜，这是可怜的人所具有的信仰。基督徒所信的是上帝及那即将到来的另一世界，相信一切显然是非实体的事物，相信此世的逝去及新天新地的到来，相信世界将被更新。假如存在什么值得人去接受的信仰的话，那一定就是这种信仰。”正如尤金所指出的那样，人只可能在这种信仰内找到幸福：“人渴望超越自我，超越世界。这就是人对上帝的渴望，渴望有份于上帝的性体。而所有努力的破灭使人无法得到满足。这种渴望对人而言极为重要，以致尽管人事实上已不再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它仍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实际上，当代历史所表现出来的如此众多的‘非理性’特征，恰恰正是人没有意识到他真正想望的那一部份的结果。”
　　尤金为他的这本书设计了一些不同的写作方法与步骤，写下了大量的提纲。他发现对于他所要讨论的主题而言，原来的那个题目《伪宗教与当今时代》显得局限太大。伪宗教只包含了他所要研究的整个背信现象的一个方面而已。他思想的核心即在于他领悟到：人要在两种信仰中做一选择，要末相信永生的上帝，要末相信这短暂的尘世。而现代社会却是后者（尘世）的产物。尤金正是用它作为这本书最初的题目的。最终，他决定采用一个意义更加广泛的的书名：《人之国与神之国》（The Kingdom of Man and the Kingdom of God）。
　　这本书将成为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需要花费他的全部心力。这是他目前唯一受到灵感要写的一部著作。按他的看法，他所追求的学术生涯已变得极其令人厌恶而繁琐无益了。他希望永远将他脚上所沾的学术界的尘土拂去。但是，他不是个会突然改变主意的人，并且他知道他的母亲会为这样一个决定而感到需震惊，为此他拟定了一个临时的计划：他先离开学术界一年，专心写书，一年后再决定是否要重回其中。
　　1961年6月14日，在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后的那个星期里，他给他的父母写了下面的信，向他们解释他做出这样一个计划的理由。

亲爱的爸妈：
　　真是炎热的一天，简直像是在旧金山的夏天一样。我终于完成了硕士论文，并在上星期五通过了论文答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要到9月才会将学位证书寄出。我暂时仍然从事汉语工作，我正帮我先前的汉语教授（申纪明）为一本哲学期刊翻译有关中国哲学的文章。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能说明学术界的伪善了。他可能比这个国家里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哲学，他在中国受教于真正的中国哲学家及贤哲门下，但是他却不能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找到工作，因为他没有美国大学的学位，也因为他不是个巧舌如簧的人，总之，他太正直了。
　　的确，我首先选择学术生活，因为上帝给了我一个可以以之来事奉他的头脑，而学术界则被认为是使用头脑的地方。但是，八、九年来，我对大学里所有的一切真是再清楚不过了。只有一些“老派”的教授还对人的头脑表示尊重，他们很快就会全部死去。对其余的人而言，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为了能在生活中谋得一个安乐窝。他们运用头脑就好比使用一种玩具，用它耍一些聪明的把戏，以得到抱酬，所作所为就像马戏团里的小丑一样。现今的人们已经丧失了对真理的热爱，那些有头脑的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才智以苟活于世。我发现自己很难与他们同流合污，因为我实在是太爱真理了。学术界对我而言只是另一份工作，但是我不打算使自己成为它的奴隶。在学术界里我并不是在事奉上帝，而仅仅只是在谋生。如果我打算在这个世界里事奉上帝，又要避免我的生活不致彻底失败，那我就不得不处身于学术界之外。我已攒了一笔钱，并且也可以打一点零工来赚些钱，因此，只要我节俭一些，就能维持我未来一年的生活，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做我良心让我去的事，我要写一本讨论当今人们的灵性状况的书。靠着上帝的恩宠，我对这方面有些认识。这本书可能不会出版发行，因为人们宁愿忘记我所要说的那些事。他们宁愿赚钱也不想敬拜上帝。
　　的确，这是混乱的一代。错只错在我并不混乱，我只是清楚地知道人的职责是什么。那就是：敬拜上帝及他的儿子；为来世的生活做准备；不要通过剥削我们的同胞以及忘记上帝及他的王国，来使自己只在此世寻求幸福安乐。
　　如果基督今天在这个世上行走，你知道会有怎样的事发生在他身上吗？他会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心理治疗，就像发生在他的圣徒身上的情形那样。世界仍会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如两千年前曾把他钉死一样，因为世界除了变得更加伪善之外，并未懂得什么新东西。如果我有一天在我大学里的班上告诉学生说：这个世界的学问都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惟有敬拜上帝、接受为我们的罪而死的神人（God-man，基督），为来世的生活做准备。若是这样，会怎样呢？他们也许会嘲笑我，如果学校当局知道了此事，他们会解雇我。因为这违反了在我们大学里宣讲真理的有关规定。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社会中，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我们生活在一个比基督降生时更具异教色彩、更加憎恨基督的社会中。最近，洛杉矶的加里弗尼亚大学的一位天主教神父说，洛杉矶的加里弗尼亚大学里充斥着异教的氛围，这样说实在是件需要勇气的事。学校当局却因此称他是一个“狂热份子”、一个“精神病患者”。但是这位神父却说出了真理，但是人们却憎恨真理，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基督再次来到他们中间，他们还是会兴高采烈地把他再次钉死的原因。
　　我是个基督徒，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正直的基督徒。基督要我们舍弃我们的所有钱财来跟随他。这我还远远没有做到。但是我打算尽力只赚取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费。如果我在大学里的某个时期工作一两年就能赚得这笔钱的话，那很好。但是，我要努力用其余的时间来事奉那赐我种种天赋的上帝。在这一年内我就有能力这样做，因此，我必须这样做。我的教授（布德伯格）是个俄国人（看起来似乎俄国人心中所埋藏的对上帝的爱比其它国家的人民都要来得更深刻），他并不想阻止我离开学术界一年的计划。他知道热爱真理、热爱上帝比起对安全、钱财以及名望的热爱而言，不知要重要多少倍。
　　我只能按着我的良心行事，我不能自相矛盾。我知道我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我这样做用世人的眼光看来似乎很愚蠢，那么，我也只得用圣保罗的话回答说：在上帝的眼中，这个世界的智慧也只是愚昧而已。我们实在是太容易地就把这一点给忘记了。
　　我必须回去做我的汉语翻译了。代我问候艾琳。

爱你们的：尤金

　　尤金的母亲听说她的儿子打算离开他的教职，只赚他“所必须的生活费”，感到非常震惊。她一直以后都为儿子的学者身份及美国大学生优等生荣誉学会成员的身份而感到骄傲。但是，现在她感到惊讶，难道所有这一切都将付之东流？似乎这个她寄以厚望的儿子决定不步他有钱的哥哥富兰克林的后尘了，他将会像他那个做门房的老爸一样了。要她认识到尤金正受召要走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为她仍为时过早，她只知道他正打算放弃他应从事的正常人所走的道路。
　　尤金曾是他那一代人中的“愤怒的年青人”中的一员。但是他和典型的“愤怒的年青人”有一个差别，“愤怒的年青人”沉湎于现代文化之中，他们提倡一种新的秩序，而尤金却沉湎于古代文化之中，当尊严与意义仍存于时代的思想中时，他却缅怀着旧的秩序。
　　在大学里，尤金发现特别使他身心疲惫的一件事是听学者们说：“记住这个想法，好好思考，看看你能得出些什么。”有一次，在他的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篇论文——《古代中国马桶座圈的比较研究》，这篇论文受到大家一致的好评，被誉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杰作。尤金无法想像自己研究古代中国文化不是为了真理的缘故。别人竟然可以从如此庸俗的事情上得到灵感，这再一次告诉他：他处于一个错误的位置上。后来，他提及别人对这一论文的赞誉时，称之“决定性地”使他坚定了离开学术界的决心。
　　尤金将沿着真正的哲学家的道路走下去，并将承受由此给他带来的种种艰难困苦。
　　“成为一个‘哲学家’——不是一个‘专业’或‘学术化’的哲学家，而是成为一个活着就是为了思考的人——意味着受很多的苦……
　　“‘哲学’关乎生死大事，这是真‘哲学家’的道路。他必须将思考视为最重要的事，他不能因任何其它无关紧要的事而放弃思考。为了不使它成为他与真理之间的偶像，他又完全不能迷恋于它。真理根本无法以思考的方式获得。但是，即便是将思想变成偶像的人，如果有人不因其它任何事物，不为了‘共识’或‘安全’ 的理由而放弃那一偶像的话，我仍然尊敬他。在像尼采那样的人身上，有着极大的诚实，尼采‘思考自己直至死亡’。但是在休谟身上则少了一些诚实，他最终不相信思想是真正重要的事。但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思考自己超越了死亡，最终接受了超越思想的东西。但是，这要比一个‘哲学家’走的更远，只有成为完全的人才会走得如此之远。
　　“但是，归根结底：思考就是受苦。一种理想，如果它是出自某人自身，就不仅只一种‘想法’，它是通过亲身体验和受苦而产生的。”

　　离开大学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尤金仍与布德伯格教授保持联系，偶尔仍会去他家里进餐。但是，申纪明却突然离开了旧金山。“就像盖农一样，”尤金回忆道， “他突然完全消失了，没有留下地址。[注1] 我仍满怀深情地记着他，但是，自从成为一个正教徒之后，我发现他的教导何其有限。他说，如果共产党继续在中国再统治十年或二十年的话，中国的灵性传统就会从这世上完全消失。这个传统是多么脆弱啊！但是，我发现正教基督信仰在经历种种艰难之后仍保存了下来，并将继续存在，直到世界的末日。因为它不仅只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信仰，就如同其它所有的传统那样；与此同时，他还是上帝亲自赐予人类的信仰。”
　　尤金拿到了他的硕士学位，结束了他在大学里的教职，他开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写作之中。他投入大量时间，开始收集在过去的历史上产生“背信”的种种原因、它的现状、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的相关资料。他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经常去旧金山的各大图书馆及旧书店，时常抱着一大堆书回到家里；并将报刊杂志上给他带来灵感的文章收集在一起。
　　他相信要为了哲学——即“热爱智慧”——而受苦，他正是按此信仰而生活的。他选择不再以教职来维持他的生活，他找了一些不需任何技能就能从事工作：在餐厅里打杂，后来成了一个门房。在这一点上，他很像他的父亲，正如埃丝特所说的那样，他父亲“总是从事一些低下的工作”。一直以来，尤金都从事学术领域内工作，他发现这种工作令人筋疲力尽。“我多少更多地了解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他写道。但是他选择这样的工作有一个原因：他想要从事一些不需要耗费脑力的工作，这样就不致影响他从事写作所需的细致思想。
　　正如他在写给他父母的信中所说，尤金不指望这本书会出版发行。他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牺牲，仅仅是出于他对真理的热爱。他在一本日志的首页这样写道： “让我们摆脱所有想要了解真理的‘理由’的人，如果一个人不是出于内心深处对真理的饥渴，而是为了其它的一些动机而寻求真理，如果我们想要为了某事而使用真理的话，如果我们不只是纯粹为了真理的缘故而热爱它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是热爱真理的人，我就不会找到真理，它也不会使我们得到自由。”

[注1]： 1930年，盖农离开法国前往埃及，他的许多朋友对此毫不知情，不知他去哪里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他在埃及住了二十多年，直到去世。[返回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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