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拉芬·罗斯神父生平与著作第二十章

作为一个人，每个人都必须在上帝或是自己之间做出选择。事实上，每个人都已做出了选择，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所选择的。我们以我们的选择说明我们在两个国度中选择了哪一个：是神之国还是自我之国。

—— 尤金·罗斯

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
　　　　　　　　　　　　　　　　　　　　　——马太福音4:17

　　由于我们后面将会提到的种种原因，尤金的这部“宗教哲学”巨著令人遗憾地未能完成。其中的一些章节被用打字机打了出来，而大部份以手稿的形式保存于各种笔记及大纲之中，这些都按主题做了分类。这些笔记非常详尽，他在全力以赴地进行研究。为了给他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提供背景资料，他研究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圣人、哲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古人、当代人，小说中的人物。在许多笔记上，他记下了做这些笔记的日期，这也许是因为他知道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他的哲学思想在不断成熟之中。现存的最后一份本书的写作大纲是这样的：

　　在这十四章中，只有论虚无主义的第七章以完整的形式被打了出来。仅这一章就有一百多页，如此可以看出尤金的这部著作的篇幅有多大。
　　尤金为他的书搜集了大量资料，总共有一千多页。读过这些资料的人会发现，这些资料主要是在批判，相对而言，很少有积极的肯定。从这种片面性可以看出尤金当时的情形。那时，他能够很具权威地论述有关罪恶领域的事，多年来，他在其中深受折磨；但是，由于当时他还只刚刚接触到神圣事物的表面，因此，他还无法谈论神圣领域内的事物。这种片面性并没有减低尤金早期思想的正确性，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尤金需要在今后的岁月中逐步指出事物的另一面，使之变得更为圆满。尤金在《人之国与神之国》一书中所持的全然批判的态度，是他试图完全中断自己与西方的“背信 ”文化的一个标记。由此作为出发点，他能够在后来重建被遗弃的西方灵修遗产。

　　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之前，尤金写了一篇序论：“两个国度建立在两种信仰之上：神之国建立在对基督的信仰之上，而人之国则建立在对世界的信仰之上。”他指出，后者的信仰表面上是以世界的“明显性”及“必要性”为基础，其实，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它植根于人的渴望之上：“事实上，世上的人并不渴望任何来世。因为‘来世’将引入一种存在的深刻性及复杂性，人（由他们所处之堕落状态）很自然地不想面对来世。‘来世’将扰乱世界的‘心灵平安’，使人不再顾及此世生活中的‘明显’而简明的责任。”
　　在这第一部分中，尤金继续说道，虽然基督徒似乎是个逃避现实者，但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却是基督徒，而非世上的人，因为惟有他能够面对存在的本身：“理论上说，世界也接受与所有此世生活不可分离的痛苦磨难及死亡。但是，实际上，他们却竭尽全力消除或至少减轻这一切对人的影响，并通过只看事物的‘积极面’来忘记这一切。但是，基督徒却接受这一切、欢迎这一切，因为他知道若是没有这些试炼，他的灵性生命就不会有长进……必须面对世界，但是在基督内，我们知道有一种提升我们面对并战胜世界的力量。”

　　第二部分名为“当今时代的人之国”，包含了一个正教基督徒对现代主义思想的诠释。在此，尤金想要讨论现代思想中的一条“法则”—— “简化原则”，这一法则可以看出现代人对有关“灵性”的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幼稚。经过研究，按照现代最为明显的“科学”信仰，只有灵性世界的物理表现（“现象”），人们扬言一个新时代就要到来，尤金称之为“魔法时代”。这正是索洛维约夫在他的短篇小说《敌基督》中所提出的，在《敌基督》中，未来有一种技术将神秘地与看似魔术一般的现象组合在一起。尤金写道：“什么都喜欢的现代人出于需要，寻求一种替代基督的事物。他对实验所有之疯狂爱好，以及他那著名的‘宽容’（实际上，这种‘宽容’极其有限），两者都是以这种态度为基础的。很自然地，这最终将导致魔法、道德变态、神秘论，可以把这定义为‘在试验中的所有终极状态’ （ultimate in experimentation）。”
　　在讨论现化主义的性质时，尤金还想按照正统基督教的教导，对三个当今时代的世界“偶像”做一判断。他称第一个偶像为“文明的宗教”。在略述了这一偶像的几种表现之后，他指出基督徒如何屈从于它，他们使敬拜仪式变得“人性化”，并以此做为敬拜的最终目的。他以此与对真正基督徒的慈善行为的本质所作的反省做了一个对比。基督徒出于爱，以基督之名，对人的切身需求做出回应。但是，当他开始想，“如果养活一百个饥饿的人是件好事，那么，养活一千个人则更好——这只是沧海一粟。”这样，他就使基督教成了一个体系，把它简化成一种意识形态了。尤金引用了基督所说的“你们常有穷人同你们在一起”（玛特泰福音26:11）这句话，写道：“基督并不是来给饥饿者食物的，而是来拯救众人的灵魂的，无论他是饥是饱。”
　　尤金想要讨论的下一个当今时代的偶像是科学。他写道：“现代科学将能力（power）完全地赋予其自身。甚至现代科学的根源——‘好奇心’― ―也是以获得能力为目标的。因为客观知识是经由好奇心而获得的，‘事实真相’都是以同情的目光来看待的。”尤金再次将科学与巫术做了一个比较，指出：“两者有着相同的观点。两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现象以及如何通过奇迹和结果达致这种现象之上，两者都试图满足人的愿望，想要让现实屈从于个人的意志。不同之处只在于：科学（现代科学）是系统化的巫术，科学已经找到了方法，而巫术则只是偶尔才会发生作用。……的确，只要科学家仍将自己埋没于实验室中，使自己成为技术的奴隶，他们仍会认为他们自己是理智的（就这个词的狭意而言）。但是，对于那些不受奴役的人，对于那些能够从一个更加宽广的角度来看事物的人而言，现代科学的成果并不代表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前景。”
　　科学这一现代偶像与尤金想要描述的第三个偶像相关联，这第三个偶像就是人们对人性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所持之信念。尤金认为事实恰好相反。按照他同一时代的人们的看法，文明的“进步”由古典时代莫名其妙地跳跃至文艺复兴时代，完全将中世纪的文明弃之不顾。尤金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写道：事实上，文艺复兴时代是“由中世纪向现代思想过渡的时期，与前者（中世纪）相比，它表现出一种极端堕落的形式，它是后者（现代文明）的初期混乱阶段……”在这一过渡时期，出现了一些新兴力量，这些新兴力量与旧的势力混合在一起。尤金写道：“在这一新旧更替——由‘基督教’ 到‘人文主义’——的时期内，人们试图进行妥协……但是，新兴力量实在太强大了，不会满足于所作之妥协，因此，教会迟早会醒悟，这种‘妥协 ’实际是在出卖教会的灵魂。”
　　尤金把十八世纪看作转折点，“毫不妥协的现代主义想要在教会之外为所欲为，无视教会的存在或是攻击教会，想要证明自己在实践中的错谬是正确的……自从十八世纪以来，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世界’里，这是一个不断处于杂乱无序状态之下的世界，不再是一个‘已给定的’世界，而是一个有待建设的世界，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现在那些反对自然和上帝、且不与它们同在的人们，想要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建立起自己的家园、城市及国度——他们的新巴别塔。”
　　十八世纪目睹了由笛卡尔、培根及其他理性主义思想家所提出的假设的崩溃。按照这一假设，人可以通过的理智与观察获得绝对的客观真理。十八世纪后期，无理性进入了人们行动的领域，就如我们可以从法国大革命时期所发生的事上看到的那样，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艺术领域中所有的非理性及非现实的全新感觉。对尤金而言，由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蜕化为非理性主义与次人文主义（Subhumanism），这正好证明了现代“进步”思想的谬误。他写道，人文主义是“对人与世界的真正本性的背叛，它离开了人类的存在中心——上帝，否定了人存在的所有事实，它的外表看起来充满了所有与这些相反的语言。因此，次人文主义对人文主义的认识而言并非障碍，它是人文主义发展的高峰与目标。正因如此，我们这一时代的非理性主义只是脱去了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的假面具而已，只是将隐藏在谎言与欺骗的面纱之后的它的本来面目揭露出来而已。次人文主义教导我们说，那否认了人类作为上帝肖像的真正本性的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非理性主义教导我们说，脱离了上帝的终极‘理智’的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也不是终极的理性主义。”

　　在第三部份，尤金对旧秩序与“新秩序”加以分析。这也许是尤金的这本书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份。在此，他将对虚无主义（又称极端怀疑论）加以揭露，他称之为当今时代的革命的根源所在。他在被称为哲学虚无主义鼻祖的尼采的著作中找到了虚无主义的简明定义：“没有真理。事物没有绝对的属性，没有“自在之物”。——这即是地道的虚无主义，而且是极端的。”根据尼采的说法，二十世纪将以“虚无主义的凯旋”为标记。尤金写道：“在我们的时代，虚无主义变得如此普遍而又深入人心，它已如此彻底而深刻地进入了生活于当代的人们的思想与心灵之中，以致已经不再有任何为之进行争论的余地了。”
　　尤金解释道：“虚无主义的问题其实是有关真理的问题：它实在是对真理的怀疑……的确，这是普遍的想法，没有人还会天真到会相信存在着‘ 绝对真理’。对我们这个受过启蒙的时代而言，所有真理都是‘相对的’。后一种论断，我指的是‘所有真理都是相对的’这种说法，是尼采的断言 ‘没有（绝对）真理’的大众化翻版。”尤金观察到，“对我们这一时代而言，‘相对真理’是由科学认知最先提出来的。”而现代科学则是一套由 “所有真理都是可经验到的、都是相对的”这一基本预设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体系。他指出，这些论断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第一个论断本身就是根本无法经验到的，是一形上的论断。而第二个论断本身就是绝对的论断。”任何知识体系必定有一绝对而又形上的第一原理，“由于‘相对真理论’ 所持有的是这样一个（第一）原理，这一理论就不攻自破了，其本身就表现出完全的自相矛盾。”
　　尤金写道，现代思想的发展是“在‘知识可能是向人敞开的’这一前提下所作的一种实验，它假定没有启示真理存在。这一实验的结论是对绝对性的否认：如果不存在启示真理，那么，就根本不存在真理。人若是要在启示之外寻求真理，他已进入了死胡同……大量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那些科学家，他们不是在寻求真理，只是在寻求那些除了实用价值、毫无其他价值的知识的技术应用而已。他们研究其他那些没有理性的资源，想要找出人们一度期望在真理中寻求到的终极价值。科学对实际生活的绝对统治与一整系列的伪宗教的兴起是同时出现的，两者都是同一病症—— 放弃真理——的互相关联的症状。
　　虚无主义者的思想所具有的唯一无二的根本目标，就是破坏人对启示真理的信仰，以此为“新秩序”的到来做准备，在这一“新秩序”中，人们对事物没有丝毫“旧的”观念，人们将成为存在着的唯一神明。尤金指出：“这一思想自我表现出种种不同的现象，就如拥有它的人那样变化多端。 ”他发现这些现象可简化为四种不同的类型或阶段。这些阶段“不能以年代先后次序来加以认识，尽管就狭意而言，它们实际上是虚无主义思想按年代的一种发展。”
　　尤金所描写的（虚无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是自由主义，这是一种消极的虚无主义，而非公开的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更进一步发展阶段的滋生地。一些旧秩序的信念仍得到保留，但是却不再具有它们曾经有过的意义与力量。尤金写道，自由主义者所宣认的上帝“并非一位存在者，而是一个理念。……他对人毫无兴趣，也不能在世上有所行动（除了以世俗的‘乐观主义’启迪世人之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比发明他的人更为软弱。” 自由主义者对政治体制的观念也很薄弱，这些观念产生于对两种不可调和的观念之妥协，即：由上帝所建立的，授予一位君主统治权的政府，以及由 “人民”自主管理的政府。尤金写道，“十九世纪，这一妥协采取了‘君主立宪制’的形式，想要再次以新的内容赋予旧的体制。现今，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就是西欧及美国的‘共和政体’及‘民主主义’，当他们宣称自己相信这两者时，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政体只是在当局的军事力量与革命之间取得了脆弱的平衡……一个政府必须由上帝的恩宠或是由人民的意志来统治，它必须相信权威或是相信革命。在这些问题上，妥协只是表面上的，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正如总是伴随着它的疑虑那样，革命不会在半途就中止下来，一旦它被唤醒，它绝不会停止，它是一种最终要在现世的极权主义国家中才会终结的力量。除此之外，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并没有证明什么。就如自由主义者始终所做的那样，平息革命，使之妥协，这表明他们并不拥有反对革命的真理，也许他们能推迟，但却无法避免革命的最终结果的到来。”
　　虚无主义者的第二个阶段是“现实主义”，尤金用这个词所表示的是包括不同形态的自然主义与实证主义，以此指出由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虚无主义的名义之下，使之大众化了的信念。尤金写道，现实主义将每一事物都以最“显而易见的”的解释术语加以简化，“将人们曾经以为是‘较高级 ’的心灵与精神事物降低为低等的或“基本”的事物：物质、感觉、身理现象……自由主义者对绝对真理持中立的立场，这是一种过份执着于此世的态度。而另一方面，现实主义者却由对真理保持中立转而成为心怀敌意者，从仅仅只是执着于此世，发展成狂热地投身此世之中。”尤金指出，二十世纪的□□主义独裁者就是现实主义者“简化”的一个实例，他们以极其简单方法来处理最为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像□□□、弗洛依德和达尔文等人所提出的过分简单的理念逐渐成为整个当代思想与生活的基础。”
　　现实主义使一切都退化为物质现实，这种趋势催生了生机主义（Vitalism），这被尤金视为虚无主义的第三阶段。随着现实主义的乌托邦要成为一个非人类的技术体系，反对它的声音越来越大，这些反对认为，没有计划且没有体系的人性需求至少和显而易见的物质需求一样的重要，哪怕这仅仅是言语上的“愉悦”。生机论者所推动的运动最初采取象徵主义、神秘主义以及各种不同的、正在进行之中的神秘哲学的形式。在生机主义中，“ 一种极其易于理解的、对灵性价值的丧失所产生的哀伤成为下述两者的始祖，即：一方面，它是不加区分地拾取‘灵性’世界之‘启示’的主观幻想之父，（实际上）有时它是撒旦主义之父；另一方面，它是毫无根基的折衷主义之父，由每一文明、每一时代里拾取种种理念，在本身就是鄙陋不堪的种种概念的碎片之中，极其武断地寻找联系。伪灵修、伪传统主义（其中之一，或两者全部）是许多生机主义体系的整个基础。”
　　尤金继续指出现代社会中不同的活力论者的表现，这源于人们不知疲倦的探寻，“想要找出在他们心中已经死了的上帝的替代品”。他指出在政治、媒体及艺术领域透露出普遍的不安状况，涌现出种类繁多的想要利用一种朦胧却又无所不在的“力量”的“新兴思潮”与“积极想法”，以及种种声称能够祈求各种“能力”及“存在”帮助的虚假形式的“东方智慧”，不分青红皂白的寻求“觉醒”、“领悟”与“觉悟”，以及以大地的“基本”元素、肉体、性所进行的“自然崇拜”。尤金写道，“也许这种普遍的不安状况最令人震惊的表现存在于犯罪行为之中，特别是在青少年的犯罪行为中。”他注意到数目正在不断增加之中的“荒唐”罪行，与先前时代的罪行不同，人们犯下这些罪行却没有丝毫“实际”动机：“当被问及（为何要犯这些罪行时），那些被抓住的罪犯会用同样的方法加以解释：是一种‘冲动’或一种‘本能的力量’驱使他们这样做的，或者，（他们会说）犯这样的罪能获得一种施虐的快感，或者其他一些完全不相关的藉口，诸如厌烦、错乱或是怨恨。总之，他们根本不能解释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罪行没有任何可以被人理解的动机——这也许就是这些罪行最为一贯且最令人震惊的特徵——（他们对犯罪）毫无悔意。”
　　在生机主义这一阶段，真理的规范被一新标准所取代：“给予生命”、“维持生命”。尤金说，这一全新的、“动态”标准成为许多当代艺术及文学的正式评判标准，同时，也是宗教、哲学及科学辨论的标准。“在当今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个之中，没什么品质比那些成为‘原始的’、‘实证的’、或者‘令人兴奋的’更值得重视的了。假如还有人还提出真理这一问题的话，这一问题也已越来越被迫退入后台，取而代之是主观的标准：‘ 完整性’、‘真实性’、‘个人性’。”
　　在结束对这一阶段的讨论时，尤金写道：“最近几百年来的生机主义已成为一种明白无误的厌世症兆……它并非他的追随者所竭力寻求的‘新鲜 ’、‘生命’而‘直接’的产物（确切说，这是因为他们缺乏这些），而是堕落与不信的产物，这种堕落与不信只是他们所憎恨的垂死文明的最后阶段而已。”因此，尤金相信，在生机主义之后的，只可能是一种更加确定的阶段，由此虚无主义将成为毁灭性的虚无主义。他写道：“最终，我们在此发现一种几乎是‘纯碎的’虚无主义，一种反对受造物、反对文明的精神错乱，除非它将所有受造物与文明都贬低至绝对的毁灭，它是得不到安息的。”这就是俄国残忍的革命者谢尔盖·涅恰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鬼》一书中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形），以及涅恰耶夫先前的同谋者米哈依尔·巴枯宁。当有人问巴枯宁，如果他梦想的新秩序成为现实，他要做什么时，巴枯宁坦率地回答说：“那时我就要立即开始推倒我所建立起来的一切。”尤金写道，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列宁（他曾极其钦佩涅恰耶夫）以残忍的力量开始了这一全然非人道的政治学说在欧洲的第一次试验。”也正是在同一种精神的支配下，希特勒曾欢呼道：“我们可能会被消灭，但是，如果我们被消灭的话，我们也将使一个世界与我们一起倒下 ——一个燃烧着的世界。”
　　尤金在描述了虚无主义的不同形态之后，开始寻找它们的灵性根源。他写道：“如果我们不在指向否定与反叛的、原始的撒但意志上寻找虚无主义的根源，我们就不能了解虚无主义的性质及其所取得成就，也不会明白它何以会有像列宁与希特勒那样的典形代表存在的原因了。”由于无法找到合乎理性的理由以解释极具系统化的布尔什维克所发动的旨在铲除基督信仰的斗争，尤金将之视为“一种残忍的致死战争，它所反对的是唯一能够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并对其加以批驳的力量。只要世上仍有一个人保持着真正的基督信仰，虚无主义就不会成功。”
　　用尼采的话的说，现代人已在心里“杀死了上帝”，现在，在他们信仰的中心，有的只是一位已死的上帝，一种极大空虚。但是，尤金观察到，这只是人类灵性史上的“转捩点”，人们期盼最终会有一位新的神明出现。这对现代人而言，是一还未来到的时刻。他写道，在虚无主义这一现象背后有一“狡诈的力量”存在：那就是撒但的工作。
　　在揭露了虚无主义的灵性核心之后，尤金继续讨论虚无主义试图藉以促进撒旦邪恶目标到来的“积极”程式：“（这一）虚无主义的程式中，首先且是最为明显的一项就是破坏旧秩序，这旧有的秩序是由基督徒的真理所孕育的土壤，人们就扎根于其中。……虚无主义者特有的暴力性就是在这一旧秩序中开始展现出来的。”在这之后，虚无主义进入了由破坏性革命向假想的人间天堂过渡的阶段，在□□□主义的教条中，这一阶段被认为是 “□□阶级专政”时代。在此，无论是□□主义还是自由社会的“现实主义者”，都朝着建立新秩序而努力，“到处都在（谈论）组织与效率，却从来不提爱或尊重。”尤金在现代建筑乏味的实用主义中看到这一新秩序的种种徵兆，也从那些完全进行计画控制的病态中看出端倪：“人工避孕”，种种试图控制遗传及思想的实验，“福利国家”，以及所有“与那些令人震惊的敏感度相关的精密”计画。
　　尤金指出，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仅仅只是在为另一比它们更为重要、更为邪恶的工作做准备而已。那工作就是“改造人”。这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梦想，也是像□□□与□□□那样的哲学家的梦想，他们认为通过暴力革命，会在人性上产生作用，使之发生不可思议的改变。许多当代哲学家与心理学者是这样评论在暴力的二十世纪内发生在人性上的改变的，他们说，人已被连根拔除，个体已被“降低”至最为原始、最为基本的层面。
　　在极大程度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油画与雕塑中，一个“新人”的形像被描绘了出来。尤金写道，“新的艺术庆贺一个新的物种的诞生，（这是）一个较为次等的受造物、类似于人的存在。”但是，在这一不可就药的畸形形像之外，存在着一股制造自己的“积极”新人的乐观主义潮流，这新人“既是唯心的，也是实用的，随时准备并渴望能应付当代的种种令人棘手的问题。”尤金写道，这些积极与消极的形像，“都是源于人的死亡，正如按照迄今为止，人所被认识的那样——人是作为一个朝圣者而生活在世上的，他知道天堂是他真正的家。同时，（这两种形像）也指出一个只为了此世的‘新人’诞生了，他对超越此世的事物既无希望，也不失望……否定及虚无主义的时代按其所能已走到了尽头。‘新人’已没有足够的兴趣来否定基督徒的真理了，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此世。”

　　虚无主义发展至其最终阶段后，指向它后面的目标：
　　“虚无主义者毁灭旧秩序的第一个必然结果是‘新纪元’这一概念（的出现），这‘新’是从绝对意义上，而非从相对意义上讲的。即将开始的这个新时代并非只是一系列的时代中最近，甚或最伟大的时代，这只是一整个新时代的序幕，它的兴起是要反对迄今为止所存在的一切。”
　　虚无主义思想的第二个必然结果是人的转化，不仅只是把人转化为“新人”，更是要把人转化为神。有关“新人”的许多不同的概念——这些概念可在□□□的现实主义及众多神秘家及艺术家的生机主义中找到——只是尼采超越了虚无主义之后所预见到的超人这一概念的种种初级产物。尼采著作中的查拉斯图拉说：“所有的神都死了，现在我们要使超人活过来。”“谋杀”上帝是一件大事，它使人不得不有所变化。“难道我们自己不是必须要成为神吗？难道仅仅只是似乎我们应成为神吗？”在尼采写下这些话的前十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预见到虚无主义的这一必然结果，在小说《鬼》里的一个角色——基里洛夫——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神，那么我就是神。”
　　虚无主义者毁灭旧秩序的最终必然结果是“一个全新秩序的概念的（出现），这一新秩序的热烈拥护者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是关乎真理的问题，而“无政府主义则是关乎秩序的问题——关乎在没有真理的情况下，哪一种秩序是可行的这一问题。……虚无主义是方法，而无政府主义是最终结果。”
　　尤金写道，在□□□的神话中，“虚无主义的国家……将要‘消亡’，它将留下一个在人类历史上独有的世界秩序，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千年国度。”这一“敌基督的千年国度”的革命梦想就是“启示录”中所有的梦想，这是对基督徒盼望的天堂所做的一种奇怪的本末倒置。这是“一幅敌基督统治的景象，撒旦对神之国所做的模仿。”如果虚无主义者将“超越虚无主义”的革命目标视为在爱、平安及兄弟情谊中的统治，这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已开始生活在革命的王国中了，他们是以撒旦看待一切方式看待一切，而他们所见的与上帝眼中的一切相反。

　　在第一部份与第二部份中，尤金打算讨论已开始影响现代人并使人因此而发生改变的现代思想。在第三部份中，他想要描述这些思想的组织与分类，这些思想要求有一种建基于新的真理观（虚无主义）之上的秩序观（无政府主义）。在第四部份中，他描写了在这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灵修” ，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一“新灵修”，就如同他们曾经接受基督宗教的真理一样。
　　虽然尤金并未完成第四部份的写作，他只是做一些笔记与大纲，但是，十四年后，这一部份的许多思想被收入了他所写的《正教与未来宗教》一书中。在第四部份的一开始，他想要将“新灵修”的哲学起源揭示出来。他把它视为源自康德及德国唯心论时代以来的一种重新定位现象，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理性取代了上帝，成为宇宙的中心。论到这一“心理学”观点，它是康德哲学的另一推论，即主观主义，认为“我所经验到的就是全部的存在” ，这是系统化的自我崇拜。
　　心理学与主观主义导致的结果被尤金称之为“经验崇拜”。当人将人，而非神人耶稣基督，视为存在的中心时，人就变得渺小，想要寻求转瞬即逝的 “灵感”，在这全新的意义下，使自己忘记作为人所有的微不足道。尤金写道，对“宗教经验”的崇拜，是“真正的基督徒灵性经验（最终的神化或得救）的替代品。”尤金想要解释“这两种经验之间的区别。（这两种经验中的一种是）自我中心的经验，这种经验能够藉着毒品、催眠术以及其他 “影响”理性的方式、或者合理的审美及“宇宙”的领悟而“获致”，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经验，能使人得以窥见超越日常生活的另一实存世界…… 但是它却无法永久地使人得以转变，在现代社会的背景里，若是有人有过这样的经验，这确实会使他自以为是某种极其“特殊”的人，于是，这将使他进一步陷入自我及幻想的陷阱之中。这是一种局部的经验，其本身并非“宗教的”经验，也许这是一种出于魔鬼的经验（现代人由于缺乏宗教信条，因此，完全不理解何为魔鬼），而真正的灵性经验是与上帝的真实相遇……这是一种活的经验，它是含忍的、受苦的、谦卑的、虔敬的、信赖的，这种经验不一定是“令人愉悦的”或是“令人满意的”，它反而会给人带来极大的悲伤与艰难，这种经验不会在其自己身上达到终结，而要在天堂里才会终结……
　　“现代人拒绝基督恰巧就是拒绝真正的灵性经验，这种灵性经验是具体而充满苦难的。人将基督变成一种“象徵”或是某种抽像原理的‘化身’ ，由此人把基督纳入他的理性之中，并随心所欲地把他从‘经验’中唤出……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整个现代错乱的根源：人退入自己的理性之中，远离现实，进入自己幻想的桎梏之中。”
　　尤金更进一步注意到，神秘学与“通灵”学这些先前只有极少数人才对之感到兴趣的学科，现在却有了一种更加习以为常的形式。他讨论了新神智学，这一学说声称已与其他星球上的高度“进化”的智人取得了联系，他评论道，这些人与现代科学家很相似，因为现代科学试图发射并接受到来自外太空的生命的无綫电波。他写道：“科学的‘通灵探索’不得不承认‘灵性交流’这一事实，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现象。难道不会是产生无綫电交流的同一个力量制造了这些现象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现代人除了‘相信’之外，什么也不能做，因为这些现象都是‘事实’。这是很有可能的… …这为魔鬼的侵入敞开了道路，它将使我们这个世纪所有‘非理性’现像看起来犹如儿童剧一般。”

　　许多未来的先知觉察到了现代人属灵的接受能力，他们预见到了一个即将来临的“灵性时代”。这个时代实际上是“新基督教”的时代，是敌基督统治的时代。尤金在本书的最后一部份——第五部份中对这一时代加以讨论。尤金注意到人们正在寻求一种新的合一以取代“ 旧观念中”上帝与他的受造物之间的合一，这是何等的一种合一啊。他说，这种新合一以许多形态出现：世界政府，普世主义，“各宗教间的超然合一”，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启蒙运动时的“宇宙神教”的继承者。可以从进化论中看出这些，其中包括了罗马天主教思想家德日进，他预言高等“进化”的存有被吸收入一个宇宙精神之中。更令人担忧的是，尤金在当代罗马天主教内看到了这种思想。他认为正在形成中的“新基督教”是一种“人文宗教”，它为了使人类在普世“兄弟情谊”的旗帜下合而为一，削弱传统基督宗教对绝对真理的信仰。
　　尤金指出，敌基督的现世宗教将是一个完整而统一的僞传统。这种新的“合一”将要把自己加于□□主义国家的集体秩序之上。这不仅为□□主义想要满足的人的经济及社会需求，也为人的个人及灵性需求提供了空间。□□主义已完成了它的目标，它行将终结，这与□□主义“消灭国家”的许诺相适应。
　　尤金解释了为什么敌基督的统治必定具有僞灵性的幅度。人们一旦得到了所应许的“和平”与安全后，这些就再也不能对理想主义有所促进了，人将看清它们的本来面目：它们只是条件与方法而已，不是目的。在记起了主所说的“人生活不只靠饼”这句话时，尤金问道：“在现世组织、政府与‘面包’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之后，会怎样呢？也许，问题在于：这个新世界还能向拥有足够多面包的世人提供什么节目呢？这不仅只是个‘娱乐’问题。对新政府而言，它将是生与死的问题，因为如果政府不能提供相对而言较为无害的节目，人们就会自己设计出新的节目，通常这将是较为有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百年前就谈及此事——当人们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所有‘快乐’之后，他们将会转向自我，因不满而疯狂。因为世上的食粮是无法满足人的饥饿的，人必须要有来世的食粮，不然，就必须要有一种精致的替代品。”
　　必须要有这样一种精致的替代品，正是这一结论使得尤金预见到了他先前所提及的“魔法时代”。这就是理想主义乌托邦的最终目标，也是一超自然的预言：那是一个富裕且充满奇迹的时代，那时，敌基督的僞宗教将得到确认，以奇迹与徵兆吸引人。尤金写道，“无限的‘好奇心’，也就是人灵性的的饥渴，需要一个不可思议的宇宙，来作为他们枯竭的智力与灵性需求的替代品……惟有魔法能使拥有世上的一切事物的人‘快乐’。”
　　尤金回顾了他的研究，这样写道，“现代世界具有撒旦的欺骗性，并接近它所预备的敌基督的统治。惟有在此范畴内，现代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对那些生活于现今时代的“末世基督徒”而言，他们“只能向世界见证他们的真理，甚至殉道，这是世界必定要强加于他们的。他们将他们的希望寄于“非此世的”国度上，活于此世的人甚至怀疑这一国度圆满的荣耀，这一国度是没有终结的。”
　　尤金正是打算以此题目结束他的书的：当人之国消逝无踨后，天国将要存留下去。

　　自从尤金写了《人之国与神之国》的笔记资料之后的四十年间，他所讨论的这一趋势和运动有了相应的发展，作为这些趋势和运动基础的虚无主义思想继续在人类历史中消退。最近，我们这个时代著名的文化评论家菲力浦·E·约翰逊承认尤金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所作之观察的精准性：“我记得几年前我初次读《虚无主义》一书时，当时我并不认识塞拉芬神父，我认为它很吸引人，但却太极端了，甚至有些狂热。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相信现代主义者的理性主义只要稍做修正，做一些调整，就可以被纳入正轨。通过进一步阅读各种书籍，以及近来的亲身体验，都让我明白情况比这更糟，先前令我感到狂热的观点，现在看起来是极为冷静的观点。”
　　当今文化的观察家不断为不同事件的新闻而感到震惊，这些都印证了尤金对现代虚无主义所做的判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尤金所写的那种无意义、不可理解的罪行——特别是那些由青少年所犯的罪——无论是在程度还是数量上都在穏步增长，以至于到了人们一般再也不将学校视为安全之地的程度了。当今的精神学家想要找出人大脑里的病变，以此解释儿童竟会犯这样的罪的原因。早在许多年之前，尤金就已对此做出了一个更深刻的诊断：这是因为虚无主义社会的灵性空虚的缘故，这一社会“抛弃了上帝、启示真理，而道德与良心则依赖那一真理才能得以建立。”
　　1973年，就在尤金论述了虚无主义者的“新世界”（这是一个没有“爱及尊重”的世界，“完全依赖计划”，具有“令人震惊的麻木不仁”）的梦想后的十二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法案，宣布堕胎是合法的，自那以后，在这个国家中，有超过四千万的未出生婴孩因为“实际”的理由被杀死了。向科学家提供由这些胎儿所制成的标本已经成了一个可以获利数百万美元的工业了。
　　尤金大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所写的，“在实验中所得出的最终结果”，在那十年的过程中，惊人地将其自己揭示了出来。这在流行的青年运动中非常明显，就如尤金所预见到的那样，在流行音乐中可以听到，它带有一种“日益原始而野蛮的特点”。有趣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及其后的青年运动往往与尤金对虚无主义所作之描述相符。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初期的乐观的嬉皮士运动就是一个生机论反抗已死的自由主义及令人乏味的现实主义的例子，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中，在迄今为止更加破碎不堪的青年文化中，这些都让位于种种毁灭性的虚无主义：具有悲观厌世、无政府及撒旦的元素，特别是在诸如庞克摇滚、死亡摇滚、金属乐及打击乐之类的“音乐”中。更有甚者，当代的青年潮流把诸如亵凟神灵的“麦当娜”的人擧扬至文化英雄的地位，这清楚地证明了尤金所得出的结论，即：无神的人文主义必定不可避免演变为次人文主义。在当今媒体所宣传的、青年人所热望的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有关人的虚假肖像里，人可以看到尤金在1961年所做的预言的应验：“次人文主义的超人是一个令人注意的形像：空虚而又平凡，但是，对那些认识他、而又不能接受任何更好的事物的人而言，这形像是‘光彩夺目’的。”
　　早在一年之前，于1960年8月，尤金就写道：“现代人出于他的自爱，想要探究所有达致自我的可能性，这就是他之所以深陷泥潭的原因，在这泥潭中，他只找到了一些先前没有人会去探究的污泥。在这时代，人的所有低级潜能都要被探个究竟，挖出各种渣滓，并把它吃掉……”但是，更低的层次在1960年之后的数年内就已被触及。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邪恶并不只存在于頽废的“意识流”艺术家的边缘群体中间，而是公开地为物质消费所促进。这可以从人类受苦、受损伤、受屠杀的形像中看到，这些都呈现于流行的娱乐之中（这使人想起尤金曾说过的那些必须被设计出来、以避免对肉体有害的事物出现的“无害的节目”），这还可以从令人无法想像的性解放及滥交上看出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性解放”应验了尤金在六十年代一开始论及性时所写的一切。由于自己就是从自由世界方兴未艾的性放纵中摆脱出来的，尤金能透悉它的意义及其对人的奴役。在他为写作本书所作的笔记中，他这样写道：“在‘自由世界’中，有一种广为开发的力量，那就是‘性’。 ”似乎，在今天，它是一种巨大的非个人的力量，将人控制于股掌之中，不但使人繁衍后代，也使人为性本身放纵这一不具人格的力量，这要感谢众多更有效地“开发”这一力量的方法。一些人可能拒不承认“性”的确是一件“个人”的事，但是没有什么能超越真理。就如所有其他的人类冲动一样，性本能可能服从于个人的能力之下，只有在婚后的贞洁之爱中才能适当地表达出其意义。但是，现今只有最天真的浪漫主义者才会认为这样的“ 性”是应受称扬的。性是享乐，是人为所欲为的自由的表现：这就是性对于现代人所具有意义。脱离了教会的婚姻只是取得了进行性生活的许可证而已。性成了婚姻的基础，这是以“较低级的”取代较高级事物的另一种例子。法律上，离婚是件很容易办到的事，这使得对许多现代人而言，婚姻只是一种合法的滥交而已。
　　“滥交的确成了一种法则，现代人这样说，性是美好的、健康的、自由的，可以自由地与你所喜欢的人发生性关系。当代人的脸上就表现出这种对性的态度：那种茫然、贪婪、毫无表情、完全外向的脸庞，对任何一种“体验”都感到如饥似渴，随时准备充份利用它们——但愿我们不要否认这副显而易见的可怕嘴脸——谁都可占有任何一个与他们有接触的人。对现代人而言，基督教的修行者的容貌是多么不同，多么异类，多么不可理喻啊！他们致力于征服情欲，而非放纵情欲，这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对现代人不可思议的心灵。当这些现代人坦率地承认他们受性冲动的奴役时，认为自己是“务实的”。当然，他们是“务实的”，因为受制于性冲动对輭弱的人而言是确实的，人无法努力去做任何比如此显而易见之事更高超的事。尽管如此，当他们认为这样做会使他们“自由”时，他们确实在放纵这些最为野蛮的想像力。“性解放”：这个词语本身却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因为实际上，今天，“性”是一种束缚。这个词语正好说明：现代人除了顺从自己的情欲、接受粗俗的口号对此所做的肯定之外，完全无能为力。”
　　如果要说自从尤金写下了这些之后这些年来，他对现代社会所作的这一判断都应验了，这几乎是毫无必要的。今天，正如尤金所断言的那样，唯一受上帝祝福的性关系就是婚姻，但这信念正不断受到人们的攻击。现在，在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婴孩是非婚生的。婚前“同居”已习以为常，同性恋的行为也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而被人接受了，人们已不再以为这是一种罪恶了。家庭被重新定义任何两厢情愿的性伴侣之间的结合。这一放弃婚姻真正意义所造成的悲剧性结果是孩子们败坏的生活，现在，那些按医生的处方服用毒品使自己能控制毒瘾的人的数目正在不断增加之中。
　　在“灵性”领域，尤金所写到的潮流也已积聚了动力。六、七十年代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神恩复兴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正是他所提及的种种“ 新灵修”与“新基督宗教”的徵兆。在他后来所写的《正教与未来宗教》这本书中，他要对这一运动作一分析研究。为那些已解决了“面包问题”的富裕美国人而言，“新纪元”运动——“魔法时代”的婴孩期——已成了一种供人娱乐的杂耍节目了。它拥有许多不同的面貌，包括诸如马修·福克斯（Matthew Fox）的“以创造为本的灵修”（creation-centered spirituality）以及伊莱恩·佩奇（Elaine Pagels）的诺斯替主义的“基督教”。这些都确证了尤金的断言：敌基督的“新灵修”将相信存在着这样“一个像人一样的本质上‘天真无邪’、且不受任何一种‘堕落’影响的世界”。
　　今天的新纪元运动正是建筑于尤金所描述的虚无主义的必然推论之上的：一个全新时代序幕的观念、以及将人转化为神的理想。人之转化这一观念通常以这样的藉口做为掩饰：“神的实现”，或是反映出达尔文自然主义的“猿－人－神”三步曲的“灵性进化”。在新纪元运动这个圈子里最新流行的一个词是“转化”——这是一个与他们所渴望的“新人”同样空洞的词汇。尤金在四十年前就这样解释道：“就像虚无一样，虚无主义的神空洞无物，只是期待某一‘新神明’的启示的应验而已，‘新人’亦然，虚无主义破坏并简化了‘新人’这一观念，使它变得没有什么特色，没有信仰，没有目标。这一‘新人’……成了‘易变’而‘灵活’的，‘公开’而‘为人所接受’的，‘新人’是被动的物质事物，期待着一些将它最终改造成他确定的形状的新发现、新启示或新命令。”
　　在灵性领域内，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尤金所描述的“没有根据的折衷主义”也以许多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初期，它在美国最受欢迎的代言人就是先前的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与现在的肯·威尔伯（Ken Wilber）。他们的“比较神话” （comparative mythology）及“整合实践”（integral practice）的理论听起来给那些本身就没有根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就为那些真植根于传统文化与宗教的人很容易就识破他们的浅薄。
　　在政治领域内，人们想知道，俄罗斯及东欧的铁幕及□□主义政权的瓦解是否应验了尤金所描述的“虚无主义国家的幻灭”，在此之后，形成了 “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世界秩序”。□□主义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它有效地摧毁了旧秩序。现在，在国际主义者力量的指导下，可以为虚无主义发展进程的第四个阶段开始准备道路了。正如尤金所写的，最终的时代的特徵毕竟不是国家之间的争吵以及□□主义者对人们的灵性需求的压抑，它的特徵是世界表面上的统一，并以一些聪明的替代品满全人们的灵性需求。
　　就在苏联解体之前的三十多年前，尤金写下了下面这些极具先知性的话：“的确，暴力与虚无做了预备的工夫；这只是一个更大的计划中的一部份而已，这一计划的目标是许诺一些比虚无主义时代更加恶劣、而非更加美好的事物。如果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有许多徵兆表明暴力与虚无的时代正在逝去，这决不意味着虚无主义正在‘被战胜’或是‘已被克服’，这是因为它完成了它的全部工作，它已走到了尽头，因而已变得一无用处了。也许革命开始由有害的阶段，进入一个更“美好”的阶段——这不是因为它改变了它的意愿或指向，而是因为它已临近其最终目标的实现，它重未终止过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它已取得了成功，可以准备稍事放松，享受这一目标。”
　　1989年，就在苏联解体前的开放与改革时期内，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所做的公开声明，重复了尤金自1960年以所做的预言。戈尔巴乔夫说：“ □□主义国家走上了激进改革的道路，它们正在穿越一条一去不复返的道路。尽管如此，若是像西方的许多人所做的那样，认为这是□□主义的崩溃，却是错误的。相反，这意味着在世界上不断前进的□□主义者，将以多元的形式进一步发展□□主义。让我们把它留给专家们吧，这些专家在反共宣传中，因冷战中‘资本主义的凯旋得胜’而欢跃。”的确，当今世界的众多势力——从国际政治组织、银行、公司到共济会，新纪元运动，以及种种特殊利益群体——都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这一目标就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世界秩序”，这秩序与传统基督徒世界观有着极大的不同。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在预示以“多元的形化”促进国际□□主义，他呼吁以“一个新纪元、新时代”取代冷战的对抗——一个“依赖于联合国相关机制的世界新秩序”。实际上，正如这些由这位行将解体的苏联领袖所作的声明那样，美国总统与西欧各国的元首也作出了相同的声明。
　　在《人之国与神之国》一书中，尤金写道：“对现代人而言，最后的希望事实上只是他的另一种幻想；希望一个‘超越虚无主义’的时代本身就是革命进程中最后阶段的一种表达。促进这一进程的决非只是□□□主义。今天，没有哪个主要强国的政府不是‘革命’的；也没有哪个居于有权有势的地位的人，他们对□□□主义的批判也只是提议一种新的方法，而这种方法也是以同样的‘革命’做为其最终目标的。很显然，在当今‘知识份子的氛围’内，否认革命的意识形态将是宣判自己在政治上的无能……
　　“显然，虚无主义者的疾病存留着，一直要‘发展’到它的尽头；革命的目标最初只是少数狂热份子头脑中的幻想，现在却成为人类本身的目标。人已经变得疲倦不堪；神之国太遥远了，正教基督徒的道路太狭窄崎岖了。革命已俘掳了‘时代的精神’，要反对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潮流超出了现代人的力之所及，因为它正好需要两样为虚无主义所彻底否认的东西：真理与信仰。

　　为了对现代思想作一全面批判，尤金不仅只是想要告诉他的读者现代思想是错误的，而传统的基督宗教是正确的。他相信，除了宣认基督徒的真理以外，人必须承认在他自己内的虚假，在这些瘟疫流行的时代里，人决不能“吸入”虚无主义的病菌。“我们这个时代的‘虚无主义’无所不在，”他写道：“靠着上帝的幇助，那些不选择以永生上帝的圆满存有之名而与之战斗的人，早已被淹没于其中了。我们已被带至虚无深渊的边缘，站在上面疏松的土壤上，不论我们是否认清它的本质与否，由于我们与在我们内常存的虚无之间所具有的亲合力，我们都要毫无得救希望地被卷进去——除非我们紧紧抓住完全甚或只是部份的信仰（即虽有疑惑却仍坚信），紧紧抓住基督不放，没有他，我们就真是一无所是了。”
　　在尤金准备撰写《人之国与神之国》的时候，许多思想家，包括像托玛斯·牟顿这样的基督徒在内，正在谈论当今时代的“危机”。对尤金而言，这一危机是放弃绝对真理、忘记上帝的直接后果，这危机只能在每个人灵魂的战塲上才能被克服。他写道：“对这‘危机’以及我们面临的‘选择’ 所做的肤浅解释极多。接受这些出自幻想的解释的任何一面都是应受诅咒的。现在，就如过去一样，真正的危机就在我们内；就在于接受或拒绝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危机；他要求于我们的，要么是我们的全部，要么他一无所求，他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是唯一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我们要么是选择上帝，惟有他是自有的，我们要么选择我们自己，离开上帝，我们一无所是。在这两者中我们是选择哪一个呢？——这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的时代要我们否认、忘记、忽略这个问题；这就是选择自我、虚无、深渊、地狱。我们的时代是建立于虚无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对我们极其难解的虚无，对那些仍能觉察到它的人而言，它极为明显地表现为所有时代所有人们的危机。如果我们能听到话，我们的时代告诉我们，要选择永生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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