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記

光從東方來 　　第七世紀被認爲是這樣的一個時代：「希臘教會的教義歷史已經走到了盡頭，因此，很難想像那一歷史會有任何復興。」《東方基督教的精神》一書從第七世紀開始記述。我們在另一地方被這樣告知：自那以後，東方的基督徒「在他們毫無活力的手中把持着他們先祖的財富，卻沒有繼承創造並改造那一神聖遺產的精神。……在十個世紀的變革中，竟然沒有一個發現被用來提升人的尊嚴，改善人的福祉。」《東方基督教的精神》一書所討論的就是那十個世紀的歷史。 　　上面這兩段引自當代最爲傑出的歷史學家的話，就是在西方人所編撰的歷史書中對東方基督教及其信理的歷史所持的全部而又典型的態度。許多教會的歷史書──甚至是最近出版的教會歷史書──除了那些諸如東西方教會大分裂或十字軍之類的涉及西方歷史的片斷，幾乎完全忽略了非西方基督教的發展。希臘正統基督教普遍被認爲是「意志的墮落，全體主教淪爲隨心所慾的皇帝的奴隸……狹隘的虔敬主義、宗教敬禮上的形式主義與禮文主義，所有這些都只是宗教的外在形式。」語言的障礙、政治的分裂、禮儀上的差異，助長了兩种文化的彼此隔閡，甚至在那些認爲教會分裂與宗派林立並非出於神學規範的不同的人（例如上面所引述的兩位歷史學家）中，持續造成了思想和精神上的分裂。 　　與此隔離狀態同時──部份是由於不滿於這種隔離狀態，部份也是源於這種隔離狀態──對東方基督教有着一種普遍、有時顯得浪漫的渴求。馬丁・路德以東方模式做爲例證，認爲一個人可以不接受羅馬教宗的權威，却仍是大公正統的。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聖公會與俄國正教之間的軍事衝突，使人必須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假如雙方不能互通聖餐，至少應互通葬禮。1857-1866年出版的不朽巨著《希臘教父全集》；羅馬的宗座東方學院，以及在此學院成立之前，諸如麥伊樞機（Cardinal Mai）和皮特拉樞機（Cardinal Pitra）所出版的細緻而嚴謹的著作；西方拜占庭學者所寫的各種版本的專著；所有這些，都使西方人更好地瞭解東方。在這方面，這些著作也使東方人更好地瞭解東方，因爲東方無論是在學者的數量與質量上都是無法與西方相提並論的，雖然本書在參考書目中也列舉出了由希臘與俄國的歷史學家所著的著名出版物。俄國革命之後，神學家與其它知識份子來到了西方思想和生活的中心，就像文藝復興前夕的「威尼斯的希臘學者」那樣，他們帶來了東方傳統的寶藏。聖像畫與馬賽克鑲嵌畫激起了西方藝術史學家的興趣，而有思想的知識份子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的小說中發現了哲學與神學的影響。威廉・布特爾・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曾描述了他是如何　　……在海上航行　　來到了拜占庭這座聖城。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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